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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大武汉客户端5月6日讯（记者王恺凝 通讯员常宇）6日，长江日报记者从同济医院获悉，92岁高龄的感染科专家、医学博士赵灿熙教授在全球首次发现中药芜荑中的成分亳菊具有良好的抗疟作用，由于目前恶性疟疾产生了普遍的抗药性，该发现有望成为疟疾治疗的补充。
感染科专家、医学博士赵灿熙教授。
鉴于他在中医治疗热带病研究领域的“科学、教育和出版活动中取得突出成绩”，为“解决医疗、技术问题及为州际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的重大贡献”，被俄罗斯工程院授予2021年金奖。
据了解，俄罗斯国家工程院是俄罗斯三大跨行业科学机构之一，在俄罗斯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从“一把草一根针”到600多种中药图谱
赵灿熙是西医出身。他1951年考入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1956年毕业留校在附属同济医院工作，之后成为一位消化道疾病专业的内科医生。
1970年，赵灿熙参加农村巡回医疗队。“一把草一根针”，一行六人，赵灿熙任队长，到湖北罗田一边开展巡回医疗，一边学习民间的治病方法。
感染科专家、医学博士赵灿熙教授。
赵灿熙对植物有一种天生的向往，而物产丰饶的大别山，对于初次接触中医的赵灿熙来说，简直是一座中医药的自然博物馆。在那里，他们换了四个卫生所。而每换一次卫生所，他们就安排一次上山认药的任务，医疗队的老中医蒋洁尘成为他认识中草药的启蒙老师。
条件艰苦，赵灿熙就用草棍自制标本夹，将收集到的中草药用草棍固定住，再用毛笔描摹出每一种草药的样子，最后竟积攒了600多种中草药的素描样本，同时还收集了一些民间治疗疑难杂症的单方。这些都为他开展中医药研究打下了基础。
异国他乡开展中医药研究
回到医院后，赵灿熙在中药研究室开始了中医药的研究，如三七治疗心绞痛的理论依据，同时还将一些中药应用于临床。
感染科专家、医学博士赵灿熙教授（左二）。
1979年，赵灿熙经组织推荐，考取德国洪堡基金会奖学金，次年到德国图宾根大学热带医学研究所学习。当时，血吸虫病在中国农村，特别是湖北还很常见，所以他确定的研究方向为中药治疗血吸虫病。
赵灿熙知道，中医中所提到的虫病并不等同于西医中的寄生虫病，但当时可借鉴的资料极少，所以他只能通过翻阅典籍，查询了许多治疗虫病的中药。最终他携带26种中药，在异国他乡开始了中国传统医学的研究。
在图宾根，他穿梭于热带病研究所、生理生化研究所和药物研究所，被戏称为“公交车上的研究员”。幸运的是，很快研究就有了发现：传统中药——苦楝根皮有抑制血吸虫发育的作用。这一结果让导师也对中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但考虑到瑞士已生产广谱治疗寄生虫的新药，且疗效好副作用少，导师建议他转为恶性疟疾的研究。因为彼时恶性疟疾已经产生严重的抗药性，对新药的期盼求之若渴，若能发现具有抗疟作用的中药，无疑具有极大的临床价值。于是，中药抗疟成为赵灿熙此后的研究新课题。
中药抗疟，新方法带来新可能
在导师的指导下，赵灿熙将带去的26种中药进行提取，并对疟疾、睡眠病和血吸虫病的动物模型进行实验研究。
古籍中医文献曾记载常山具有抗疟作用，20世纪30年代已有药学家从常山中分离出三种具有抗疟作用的生物碱，但因为服用常山后有呕吐作用，未进入临床。
“不能就这样放弃！”赵灿熙决定另辟蹊径。他采用虫血症、疟原虫总数、红细胞及原虫各自的酶谱变化为标准来判断常山的疗效。结果显示常山乙醇提取物对于抗氯喹株及氯喹敏感株疟原虫、红细胞内期疟原虫及组织培养的恶性疟疟原虫均有良好效应，值得进一步研究。在人工培养的恶性疟疾病原体的治疗研究中，他发现，在培养基中，当常山提取物脓毒为每毫升3毫克和333毫微克时，分别于第二天和第五天可将培养基中的疟原虫全部消灭。
“美国人曾在几千种药物中寻找治疗疟疾新药都没有成功，赵先生却在短时间内从中药中找到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托品根大学疟疾研究室主任荣克博士说。于是，赵灿熙又将常山乙醇提取物与抗呕吐药物合用，在对实验动物家鸽的观察中发现，这样可以明显地减轻或完全消除呕吐副作用。
尽管常山的抗疟作用是已知的，但由于采取了与过去不同的观察方法，从不同角度验证了它的抗疟作用，无疑给常山用于临床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能，该研究成为赵灿熙的博士毕业论文。而对赵灿熙来说，更加坚定了他对中药的信心，为之后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历时15年，确定亳菊有抗疟功能
如果说中药常山的研究是验证了前人的研究成果，那么芜荑抗疟的研究则是全新的发现。在开展常山研究的同时，他还在小白鼠身上开展了26种中药抗疟的动物实验。
“带来的26种中药在动物疟疾模型上做抗疟观察近半数的时候，还没有发现有效的中药，我几乎预感到实验失败了。”在忽然观察到中药芜荑时的抗疟功能时，赵灿熙几乎不敢相信眼前的数据：治疗组仅看到稀稀疏疏的个别拥有疟原虫感染的红细胞，而对照组感染率高达30%。这是全球首次发现芜荑具有抗疟功能！
而且，这组对照在重复实验中得以证实。在进一步的动物观察中，芜荑乙醇提取物对于抗氯喹株及氯喹敏感株疟原虫、红细胞内期疟原虫及恶性疟疟原虫都有良好效果。
兴奋之余，赵灿熙又开始进一步思考：芜荑由大果榆及菊花加工而成，其抗疟作用到底来自哪一种中药？此时德国的学习已经结束，赵灿熙回到同济医院，刚好医院成立热带病研究所，他的研究得以延续。
进一步的动物研究证实，大果榆及其同属植物榔榆均无抗疟功能。赵灿熙研究的重点旋即指向了菊花，但到底是哪一种菊花呢？
“中药名称同名异物者屡见不鲜，给研究工作造成了不少麻烦”。赵灿熙举了一个常见的例子，马兜铃在中医处方中武汉用的是马兜铃植物的果实马兜铃，在南方有些地方用的是百合的果实，在四川则用的是贝母的果实。所以常常出现此“马兜铃”非彼“马兜铃”的情况。
“菊”在中国栽培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且随着培养及选择技术的提高，菊花品种也不断增加，明代《菊谱》中就记载了220个菊花品种。
越是接近真相，越是需要谨慎小心。赵灿熙开始不断收集不同品类的菊花，甚至还包括自采的野菊花。每得到一种菊花样本，赵灿熙就会奔赴实验室做对比试验。最终，一种来自安徽的菊花表现出与芜荑相同的抗疟功能，该成果经湖北中医学院中药鉴定研究室鉴定为“亳菊”。
至此，从发现芜荑具有抗疟功能到确定其抗疟功能源自亳菊已15年。
回顾自己抗疟研究的15年，从一个纯粹的西医，到被国际认可的中医药研究大家，赵灿熙走了一条与普通医生完全不同的道路。他说，中医学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中医的研究需遵循中医的规律，终有一天，中国会走上一条有自己特色的中西医结合之路。